陪同马拉总理访华

1978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到机场迎接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 

图源：华国锋纪念网

1975年中斐建交后，马拉总理曾于1978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正式访问中国。1988年8月，马拉率南太岛国领导人赴北京进行非正式访问，回到斐济不久他就曾向一老华人流露，愿意再次正式访问中国。

1987年9月，作者徐明远大使向斐济总统加尼劳递交国书。

图源：《一任三使风雨疾》

1989年上半年，他又在不同场合几次表示了这一愿望。但因当时中斐关系中“两个中国”问题不断出现，中方向斐方交涉频仍，双边关系受到很大干扰。

1989年9月，马拉对台湾在斐搞的新一轮“扩大外交空间”的攻势正式表态否定之后，双边关系虽然仍受到一些干扰，但总体上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在此情况下，根据马拉的要求，我们向国内提出了邀请他访华的建议并获批准。

1990年1月，李鹏总理向马拉发出了邀请他正式访问中国的函件，我即约定时间，当面将李鹏总理的邀请函交给了马拉。他对此深表感谢，并满意地回顾了前两次正式访华的情景。

2月8日，我陪同访斐的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同志前往总理办公室会见马拉。会见之后，我即向马拉提出，请他尽快提出访华的具体时间。他立即拿过他的工作日志本和一本挂历，当即选定在1990年4月15日至20日。他把这一时间写在了工作日志中并用红笔画在了挂历上。

马拉访华的时间经国内确认后，我又同马拉商谈了访华的要求及其随行人员，其中包括马拉夫人卡拉弗陶加、斐济建设部长吐玛斯·瓦卡陶拉、外交部常务秘书罗宾·雅若、外交部国际经援事务负责官员费诺·马拉（马拉总理之子）。此外，还有秘书和随身医生及警卫各一人。

马拉一行于4月15日抵达深圳。我先期回国，向部里汇报工作，然后在深圳迎接他们。在广东访问期间，马拉受到了叶选平、李灏等省市领导的热情接待。

1990年4月，马拉夫妇（右六、七）访华时在深圳参观“锦绣中华”，作者徐明远夫妇（左三、前排左六）陪同。

图源：《一任三使风雨疾》

马拉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厅俯瞰深城，极目远眺，对深圳变化之大感慨颇深。他说：“几年前我曾经过深圳，那时这里不过是一个种满水稻和荔枝的小村庄。眼下的深圳，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它和毗邻的香港难以辨别，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

从广东飞往成都，又受到了张皓若省长等领导的盛情接待。这是马拉第一次到四川访问。访问中，四川的农业种植和都江堰古老巨大的水利工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拉总理当年曾先后在新西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过医务、经济和社会行政等专业，但他从政以来，根据斐济的情况，十分重视农业，而且善于吸取各国在农业方面的经验。

1978年，他第一次访华时就一再表示，他很敬仰中国利用本国资源，自力更生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他还表示，斐济要学习中国的自力更生精神，充分利用斐济优良的自然条件，努力实现蔬菜和粮食的自给。

就在这次访华后，斐济在第二大岛瓦努阿莱芜大面积推广种植水稻，并参照中国的做法，将该岛德拉克底河流域的一些海岸浅滩进行围水造田。当1990年我到这一水稻产区访问时，当地官员告诉我，他们种植水稻的一些地段正是马拉总理访华后，仿照中国的办法开出的土地。

马拉这次到四川访问，还和有关负责人研商四川与斐济进行一些经济合作项目的可能性。当时，中国在斐济开设的公司，四川是开办得最早，数量也是最多的一个省。

马拉一行于4月19日抵达北京。他先后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热情友好的会见和款待，并同李鹏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

记得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厅，当中斐双方人员就座，正式会谈之前，李鹏总理对双方人员扫视了一下。见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十几个人，而斐方只有五个人，他幽默地笑了笑说：“今天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平等会谈。”双方人员立即发出一阵笑声。马拉总理也笑容满面地连声说：“谢谢。”正式会谈随即轻松开始。

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亚太地区形势和双方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对外关系方面，李鹏总理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和所有国家的关系。他还重申我对南太地区的政策：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和南太国家的近邻，中国重视发展与南太各国的友好关系，中国一贯支持南太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本国的内外政策。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马拉总理主动谈及台湾问题。他说：“斐济之所以要同台湾保持一定联系，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几乎各占一半，斐济族人只有同整个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维持政治优势。因此，我们不愿看到斐济华人社团因我们断绝同台湾的联系发生分裂。”

李鹏总理表示：“我们了解并关注斐济同台湾在贸易方面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所有与我建交国都采取一个立场，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最近台湾同几个国家‘复交’或‘建交’，我们不得不终止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台湾企图利用其经济力量搞“弹性外交”，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我们不阻止、不反对与我建交国同台湾进行纯属民间的商贸往来，但有个界限，就是不能同台湾发展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欢迎宴会上，李鹏总理说：“马拉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为发展中斐之间的友好关系作过贡献。阁下这次来京之前，参观了深圳经济特区和广交会，访问了四川成都，观看了工农业项目，亲眼看到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体验了中国人民对斐济人民的友好感情。我相信，总理阁下的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拉总理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表钦佩，对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们两国关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那时就有广东省的第一批中国人到达斐济。这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尽管为数较少，但他们以中国人民著称于世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决心，对斐济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还举例说：“在斐济语中‘香蕉’的发音为JAINA，这证明此种作物是和早期到达斐济的中国人密切相关的。为此，我们完全可以为斐济与伟大中国的密切历史联系而感到自豪！”

马拉还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京期间，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中斐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马拉的访华是成功的，对日后中斐关系的发展、扩大双方各方面的交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90年8月28日，我再次请马拉总理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放映了他访华的录像带。他在我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对中国政府向斐济提供的援助，对他在访华期间受到的热情和隆重的接待深表感谢，对业已存在的斐中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希望进一步发展斐中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尤其强调要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马拉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方面经验丰富，很值得学习。向中国学习，我在1978年第一次访华后就提出来了。”

回顾马拉总理在我任期内的对华态度，总体看来，他对发展中斐友好关系是积极的，而且在促进双边的一些重大经贸合作方面作出了贡献。

政治方面，他基本上执行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改变了为台贸机构“升格”的错误决定。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华鼓噪甚嚣尘上，台湾当局重金诱惑，中斐关系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马拉能够放眼未来，从中斐友谊的大局出发，决定继续发展同我国的友好关系，拒绝了台方的诱惑。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马拉同台湾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使中斐关系不时受到干扰或损伤。

然而，马拉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忘台湾“老朋友”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又是安理会五常之一。斐济要在国际舞台上存在，就不能不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中斐关系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大可能走得太远，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又会不时地遇到干扰和挑战。在我的任期内，我同马拉总理的交往就是在崎岖且时有险阻的道路上艰难地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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