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钟英曾用名李质夫，1925年4月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1949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机关团支部组织委员，华东革大附属上海俄文学校干事、政治辅导室副主任，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宣传科副科长，校马列教研室、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哲学教研组、马列教研组副主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哲学教科书编写组副组长；1961年4月后，任外交部研究室科长，部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政务参赞；1980年9月后，任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负责人、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副部级干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1998年11月离休；2015年3月2日，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2025年4月19日是父亲李钟英先生的百年诞辰。这位1925年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的沉默长者，于2015年在北京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旅程。此刻提笔，那些被岁月冲刷得泛白的记忆碎片，终于连缀成完整的图景。
回想以往，我与父亲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很多，印象中总是带着几分模糊。1953年，我出生在上海，1961年随全家迁往北京。在上海的童年时代，似乎没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无论是上托儿所还是上小学，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对父亲的记忆少之又少。
作者用PS给当年的黑白照片追加了颜色。
我们家离虹口公园不远。一天，父亲和姐姐领着我逛公园，边走边训斥我：“走路时为什么不把脚抬高一点？拖拖拉拉的。”还有一次是“除四害”运动期间，居委会组织全体居民消灭麻雀，父亲拿着脸盆，带着我跑到楼顶，使劲敲盆，试图把天上飞的麻雀累死。除了公园里的训斥和楼顶敲盆驱雀尚存在记忆之中，其他似乎一片空白。
为什么我的童年对父亲没什么太多的印象？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跟我说：在我们举家迁京前几年，他去了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后来就在北京工作了。那时我年幼，与父亲接触又少，印象自然就不深了。
父亲调北京工作几年后，我们全家迁往北京。即使与父亲住在了一起，我们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后他就提着小包去上班；夜晚等待许久，直到上床睡觉也不一定能等到他归家的身影；第二天早上或许能见一面，说不了几句话他又悄然出门。周日他也经常加班，偶在家不是看报读书，就是伏案写东西。记得有一年家长会，我满心期待父亲能来参加，可他却因临时的工作任务失约。那时的我心中满是委屈，觉得在父亲的世界里，工作永远排在第一位。
再后来，我去山西插队，又在山西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就更少了。说实话，那时我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具体做什么的一无所知，他从来不跟我说。
一次在工作车间翻阅《人民日报》，看到一条消息：“我国与马来西亚建交，李钟英同志任临时代办赴吉隆坡筹建大使馆”。我赶紧给母亲写信确认，几天后收到回信后才惊觉，那个沉默的父亲，在我未知的领域里，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奔走着。从《人民日报》上偶读的信息，竟成了了解父亲的渠道。
直到多年后，已是中年的我返城回京，又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之间的交流才慢慢多了起来，亲情也在悄然升温。偶尔闲暇，会和父亲一起去逛公园，一起去拍照片。他也不再是那个只知工作的严肃身影，有时会关心我工作和思想，用他的一生经验为我提供建议或帮助。这些细微的变化让我真切感受到：亲情在理解与陪伴中慢慢地滋长，我们的隔阂在缩小，渐渐走进彼此的世界，让父子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温暖。
父亲对我的关爱虽不炽热张扬，却如细水长流。用简洁的语言分享工作中的感悟：“做事要讲原则，做人要守本分”——一句朴实的话是他对我的期许，我瞬间读懂了他的用心。他用自己的职业精神无声地激励着我。
生活在一起后，慢慢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很喜欢学习和钻研，75岁离休后赋闲在家，开始学习书法绘画。那时我不太懂书法，看他写的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成了我以后学习书法的动力。
那些年，他发现周边很多人在学习摄影，于是参加了单位的老年摄影协会，2004年让我陪他到马连道影城买了第一台数码单反相机。有了数码相机才知道，和过去胶卷拍照那么的不一样——以前只要将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出来就行，现在数码相片要在电脑上用一些软件来完成后期调整。于是在他80岁那年，让我帮着买了一台电脑，开始学习电脑和数码照片后期处理。
尽管记忆力衰退，但硬是坚持下来，从连鼠标都拿不稳的他，先后掌握了电脑操作、Photoshop的部分功能。直到去世的近十年当中，处理了上千张自己拍的照片。那份执着的钻研精神令我由衷敬佩。
父亲去世后，作者整理了父亲的画册。
父亲用行动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他让我明白：年龄从不是学习的障碍，只要有决心，任何时候都能开启新的知识篇章。那份对新知识的渴求与坚持，不仅让他跟上了时代步伐，更如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激励我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勇敢挑战未知。
父亲一直到去世也没跟我谈过他的身世——我甚至不知道爷爷名字叫什么、是干什么的，以及父亲一生的工作经历及职务变迁。直到他去世，母亲才慢慢地告诉我：
父亲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接触到革命思想，1949年4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因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密切，急需俄语人才，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夫人张茜带领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群人组建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即后来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再后来改称上海外国语大学）。父亲在上海期间还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哲学教科书编写组副组长，期间《解放日报》选登过他的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著作《局部与全局》。
进京后，父亲进入外交部，从研究室科长升任办公厅处长，又当上了办公厅副主任。难怪我插队回家探亲时发现家里安装了电话——那个年代电话似是权力的注脚。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从外交部调到国务院，组建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并任负责人和组长，同时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当港澳回归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再后来调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及政策研究工作；人大换届后改任人大外事顾问，直到离休。
父亲一生曾多次参与我国重大外交事务，比如基辛格密访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文件起草、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等。之后的中美建交、中日建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事件中，他都参与起草文件、讨论、会谈、出席仪式等过程。听熟悉我父亲的老同志回忆，他是当年响当当的笔杆子。那年，乔冠华外长在联大的发言稿中有很多金句出自他的笔下。
第二排左四是作者的父亲李钟英先生
父亲在工作上虽有成就，但他一贯谦虚，一生低调。即使在处理其他事情时，也是力主低调，拒绝张扬。除了偶尔在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或会谈的名单上能看到他的名字，几乎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按他的职位，去世后可在八宝山占据一席之地，但他生前嘱咐家人，放弃这一切。
父母金婚留影
曾孙与曾祖一起读报。
“深谷幽兰，馥郁自持。”这或许是他留给我的最后注解。用一生的沉默教会我：不事张扬的爱与奉献，能在悄然间铸就伟大，以坚韧的姿态走过人生之路。
（本文于2025年4月15日开始构思，4月19日父亲百年诞辰日完稿——儿子李刚。）
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