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昌义193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在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西亚非洲司、新闻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82年任新闻司副司长；1983年至1989年先后任中国驻吉布提和驻叙利亚大使，1989年至1993年任西亚北非司司长，1993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5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21日，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新突破。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沙关系
沙特的地理位置（图源：网络）
沙特位于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地扼亚欧非三大洲的结合部。面积225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它盛产石油，素有“石油王国”之称，从储量、产量到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位。
麦加城的禁寺
麦地那城的先知寺
它又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在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寺中，沙特占其二——麦加城的禁寺和麦地那城的先知寺，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很大。在中东乃至国际事务中，沙特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和沙特虽然地处亚洲的东、西两端，但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成立于1932年。1946年11月，沙特就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建立了领事关系，互设了领事馆。1957年，沙特同台湾当局又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民航等领域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保持了全面合作关系。中沙建交前，沙特是台湾在中东地区唯一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台湾当局在海外重点经营的阵地。
新中国同沙特关系逐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同沙特的关系稳步发展，来往逐渐增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国领导人接触增多，经贸和军贸合作加快，相互了解和信任也在不断加深。
1988年7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致函钱其琛外长，正式提出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建议。钱其琛复函表示同意，并认为中沙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双方应尽早建立正式关系。
同年10月，两国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进行会晤。费萨尔重申，中沙合作将推动两国尽快建立正式关系，互设商务代表处只是走向全面外交关系的一个临时性步骤，希望在今后一俩年内，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强调这是沙特的“最高承诺”。钱其琛也强调，商代处只是过渡性的临时措施，在一两年内应促成两国建交。
1988年11月，两国驻美国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互设商务代表处的谅解备忘录。
1989年，两国商务代表分别赴任。商代处实际是半官方机构，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此事表明两国关系即将进入新时期。
中沙就建交问题进行预备性谈判
1990年5月，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非正式通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沙特决定同中国建交，可能在近期内讨论具体事宜。
李鹏总理得悉后，当即指出，这是件大事，要抓紧，不失时机地进行。钱其琛外长也要求亚非司立即做好准备工作，对班达尔的通报作出积极反应。
据此，外交部立即请朱大使告知班达尔亲王，中方认为两国建交条件已成熟，不存在任何困难，等待沙方提出正式建议，希望尽早在北京谈判。
6月，班达尔又告知朱启桢，费萨尔外交大臣将致函钱其琛外长，通知沙方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并邀请钱外长访沙，共同宣布建交消息。他还说，他受委派将先到北京，初步商谈建交事务。中方答复他：随时准备在北京谈判。
7月9日至12日，班达尔到了北京。这是他第四次来北京。班达尔年轻能干，其父是前国王法赫德的同母弟弟、时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
我们知道，沙特王国第一任国王阿卜杜·阿齐兹·沙特有个宠爱的妃子哈莎·苏黛里，她生了七个儿子，被称为“苏黛里七兄弟”。老大就是后来的法赫德国王。这七兄弟都担任要职，而班达尔又很受法赫德国王重用，1982年出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次年升任驻美大使，直到2005年才离任回国。他已经三次访华，奉命处理沙中之间的重要合作关系，当然，这次使命就更加重要。
双方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内进行。中方出面谈判的是杨福昌副外长。我作为西亚北非司司长也参加了会谈。我们的原则是，就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共识，沙特同我国建交后，即对台湾“断交、废约、撤馆”。这些原则都反映在建交公报和备忘录中。在文字具体表述方面，尽量考虑沙方的接受程度。双方经过两轮谈判，就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原则协议。
班达尔态度明确，表示沙特只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中方提出的建交公报稿表示接受，只是要求不提“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将其列入谅解备忘录。
对中方准备的备忘录，班达尔表示基本同意，但提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他还一再开玩笑地说，这次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不要百分之百地谈定，应该留点工作由双方外长去做。最后，双方商定钱外长于7月20日至22日访问沙特。
钱其琛外长准备访沙
为确保钱外长访问成功，亚非司会同礼宾司、条法司、翻译室做了充分准备。关于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尽管双方已达成原则协议，但考虑到沙方可能出现的变化，我方也准备了另一个简短的公报，要坚持谅解备忘录的原则协议，但对备忘录中有关沙台军事合作、台在沙原馆舍等问题的表述，如沙方坚持去掉，可就一个中国问题达成共识后作出灵活处理。两份文件分别准备了中、英、阿三种语言的文本。
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先乘中国民航班机至卡拉奇，在我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食宿后，次日晨再乘沙航班机赴利雅得。
我们通过双方的商务代表处曾多次讨论访问日程。在离开北京前，沙方对钱外长访问日程安排并不详细，而且多次变化。19日晨，代表团离京时，只有一份框架性日程，其中22日白天的安排还是空白，此访的一项主要活动——签字仪式也未定下来。
我商代处同志很着急，孙必干代表多次约见沙外交部亚洲司长、礼宾司长，对方未能答复我方关切的问题。此后，连两个司长也找不到了，只能同它的礼宾司官员保持联络，对方更无回音。
我们对沙方的办事程序和效率早有所闻，特别是那里事无巨细，都要报最高当局批准，因此对这种状况也有思想准备。
代表团19日中午抵卡拉奇总领馆时，仍无关于日程的最新消息。下午，钱外长找我们将谈判方案和其他准备工作检查了一遍。夜里，我接到我们商代处报告称，沙方安排20日下午双方外长举行第一次会谈，21日下午第二次会谈（原定只有21日上午会谈一次）。此外，沙方还补充了一些参观项目。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