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徐晃(1914年4月28日-1984年3月24日) 中国前驻秘鲁大使,在秘鲁首都利马因公殉职。

人物简介


朱晓林(1921年3月8日-2006年3月24日)外交部局级离休干部。

本文内容

七、母亲革命经历综述

我们的母亲朱晓林是1938年6月在成都协进中学读高中时入的党。她的革命启蒙人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负责人、小说《红岩》原型人物之一的车耀先前辈。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曾到我们家来看望过我们的母亲。当年,车耀先为了掩护地下党身份,开“努力餐馆”(该餐馆是四川地下党情报工作的据点)时,母亲也逗起钱(四川方言“逗起钱”的“逗”字常表示“聚集”和“拼凑”的意思,可理解为多人共同筹集资金以及拼凑物品等等)了。

母亲与高中老师赵君陶(李鹏总理的母亲)既是地下党同一个支部的战友,又是教研室同事。当时李鹏还不到10岁,参与初中教学的母亲在篮球场教过他投篮。

少年李鹏与其母亲赵君陶 图源:网络

尽管赵老师比我们母亲年长,但母亲亲切地称赵老师为“六妹儿”,因为赵老师的哥哥赵世炎烈士是五哥。她们一起在校内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后来,在车耀先书记和赵老师的指引和鼓励下,母亲奔赴延安。

之后,母亲又从延安返回四川老家,动员群众抗日,把13岁的侄女黄云英带出来参加革命。黄云英先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子弟学校初中班上学,同学里有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的弟弟和一些烈士子弟。后来,这些烈士子弟们大都被送到苏联留学了。

在重庆八办,我们的父亲是他们这些青少年的时政、历史、英语以及音乐课的老师。奔赴延安后,我们的云英姐和李鹏在延安中学是同班同学。后来云英表姐进入军委二局工作,跟着党中央转战南北,此乃后话了。

云英表姐(前左三)与军委二局战友们的合影 图源:作者提供

因此,我们的母亲就有了两次从四川奔赴延安的经历。

第一次是1940年1月,母亲入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并任党小组长。母亲和延安女大的同学朱明一起去看望林伯渠,母亲被林老认做干女儿。朱明(我们叫她朱明姨,母亲曾分别带雅雅姐和小五去中南海看望过林老夫妇)在1945年嫁给了林老。哥哥回忆说,看到过母亲保存的林老手书(毛笔)咏诵花卉的诗词,说是朱明姨送的。

1941年5月,母亲转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师从何其芳先生,并担任了文学系党支部书记。

1942年,母亲因病从延安返回四川治病,并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利用自己富裕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是四川乐山童家场的大地主),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上大学,以便发动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抗日救国。母亲返回四川,这个动作实质上也是“敌进我进”,即在日本鬼子向我国南方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军指战员按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的战略决策,除了努力作战、多打胜仗外,也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开拓抗日救亡的群众基础。

毛主席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 “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我们多才多艺的母亲写标语、发传单、上台高唱抗日歌曲并指挥群众歌咏活动,也会用风琴为演唱伴奏,是一位样样都拿得起的文化文艺多面手。她在抗日演讲中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述,“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还以华北八路军、华东新四军一次又一次战斗胜利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阵线。

就在母亲回四川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期间,被两个嫁给国民党军官的高中同学认出。于是母亲赶紧撤到老家乐山,继续动员群众参加或组织起抗日队伍。

母亲年仅13岁的侄女黄云英就是这样受到鼓舞,毅然决然跟着我们的母亲参加了八路军。姑侄俩于12月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母亲又见到了在延安就认识的林伯渠!

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在重庆八办的合影 图源:网络

而我们的父亲正在这里担任时政和文化教员,给过往干部、工作人员家属和烈士子女们讲课。我们的云英表姐与王明的妻弟以及一些烈士子弟一起学习、劳动、开展文体活动。表姐说,父亲教他们高唱抗日歌曲,他不仅口琴吹得好,而且还会用树叶吹出抗日歌曲的美妙音律!

1943年7月,重庆八办100多人跟随周恩来、林彪、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乘坐四辆大卡车前往延安。我们的母亲顶着林老亲属的名额,改名换姓上了车(把黄玉桢改为朱晓林)。这就是我们母亲的第二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车队路过成都时,母亲的革命战友、中国女大的校友田夫阿姨也上了车。母亲和田阿姨与林伯渠林老都很熟。多年后有一次,雅雅姐骑自行车驮着田阿姨回到位于灯市口全国妇联宿舍的家,看到她家朴素整洁、窗明几净,墙壁上挂了一幅字,姐一看,是林伯渠的字!共四行,姐只记住后两行:

上打雪花盖顶,

下打枯树盘根。

姐记得田夫阿姨对她说,林老诗词说的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想取得主动,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全面。

再回头说从八办到延安这一历时半个月的长途跋涉,虽然坎坷艰辛,但因有周副主席和林彪坐镇,大家都信心满满、胸有朝阳。

抵达延安后,母亲在中央组织部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后又转入延安大学财经系学习,并任党小组长、学习组长。再后来,母亲在中央社会部《书报简讯》社任编辑。

当抗战胜利喜讯传来,母亲与父亲喜结连理,我们的云英表姐作为娘家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当晚由李克农同志主持的简朴而具有文艺范儿的婚礼。很快,一家三口就匆匆别过。母亲把一双新皮鞋和一件珍藏的丝绸衣服送给了我们的表姐之后,就和父亲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肩并肩行走在奔赴东北的干部团队伍中。

而云英表姐曾经惋惜地告诉我们,这些珍藏之物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军委二局除派出少数精干男战友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领导的昆仑纵队转战陕北以外,全体女战友都跟随朱德和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过黄河去了山西。中央工委的部队必须轻装简行,表姐就把新皮鞋和丝绸衣服等细软塞进了女兵宿舍窑洞的墙缝里并堵起来了,心想着很快就会重返延安呢!接下来的却是戎马倥偬、南北转战。

云英姐(前排右一)和战友们撤离延安途中的合影 图源:作者提供

新中国建立后,表姐委托部队首长戴镜元找到了我们父母。历经战火后的久别重逢,想想都令人激动万分!

解放初期,作者的父母(前后排右侧)与小姨黄玉卿,云英姐、史进姐夫合影。前排中为黄玉卿,公安部干部;前排左一为黄云英;后排左一为史进,曾任总参某部局长。 图源:作者提供

云英表姐生前曾亲笔撰文回忆当年,她说:

1942年冬,我随姑姑朱晓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去延安。在此等待期间主要是学习——有文化的成年人学习整风文献和报纸,定期开会讨论;而我和其他几位十几岁的少年便由年长的同志给我们讲课。这些老师的文化水平高,而且口才好,讲起课来生动活泼。其中,徐晃老师和其他老师有些不同——除上课外,课余还与我们同乐,教我们唱歌。这不仅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知识水平,还让我们这些初次离家的人备感革命家庭的温暖。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互相帮助,能者为师,随时都可办学的新气象是我从未见过的。

1943年6月28日,由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率领重庆和西安办事处去延安的同志先后乘五辆卡车奔赴延安,虽然路上遇到一些麻烦,但还是于7月初平安到达延安。当时正是整风运动进入“抢救”阶段。我最早离开招待所,分配到了桥儿沟的延安附中,我的姑姑被分配到了新市场的延安大学。待整风告一段落,我就去看姑姑了。在那里,我见到了徐晃老师,得知他到延安后直接到了枣园社会部,后来还多次见面。每逢周六下课后我就去看姑姑,而徐晃老师则是周日去会姑姑。

直到1945年,突然在8月的某个周六,徐晃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我惊喜地问老师怎么会到这里来,他说:“我来接你到枣园参加今晚我和你姑姑的婚礼。”

午饭后,我便请了半天假随他一起去枣园。在路上,他除了询问我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外,还夸我们学校午餐吃的荞麦面“猫耳朵”好吃,泉水也有甜味。边走边说,很快就到了延河边,他提出要背我过河,我虽没同意,但心里还是很感激他对我的关怀。

当晚的婚礼很简单,没请客,也不闹洞房,只在平时集会的露天场地上,先由主持人讲话,然后大家一起跳交谊舞,以表祝贺。

通过姑姑和姑夫几年的相识、相恋到结婚,使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婚姻与旧式婚姻的不同,体现了妇女的真正解放。

她细致又温馨的描述告诉我们,就在抗战胜利后的8月,母亲和父亲终于结婚了!正所谓:

雾都战友情延安结连理叱咤风云同甘苦;

印支拓邦交拉美固友谊鞠躬尽瘁共英名。

1959年10月5日,我们的父亲徐晃(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陪同朱德委员长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媒体人士。 图源:作者提供

关于云英姐参加革命的时间节点,组织上还进行过一番审查,最后定为抗战时期的1942年,当然应该这样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初到延安的经历也是参加革命。

想想看,小小年纪就跟随姑姑低调前往处于国民党特务机构全天候监控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投身抗日热潮;在我们父亲的指导下,在八办开展生产运动并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后来历经周折,前往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的延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经历的惊心动魄和艰难困苦也是可想而知。

如果云英表姐没有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坚决抗日的胆略,没有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能坚持得住吗?我们的母亲曾经对雅雅姐说过,曾有少数从南方投奔延安的青年,就是因为吃不惯延安的小米,受不了身上长虱子,过不了延安的苦日子,后来一走了之。而云英姐则是永远保持延安作风、在烽火硝烟中造就的革命先锋队的一员!

结语

重走父亲母亲走过的路,这段穿越时空的精神溯源让儿女们深切领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隐蔽战线父辈的浴血奋战和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没有老一辈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努力奋斗,就没有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当以赤子之心守护这来之不易的盛世图景,握紧历史的接力棒,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保持当年工农兵的本色,让初心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中国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进行了十四年的艰苦奋战,无数英雄和烈士冲锋陷阵可歌可泣,终于在1945年8月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但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出现了新的、更加严重的危机:即抗战胜利虽然结束了成为日本一家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但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双十协定》,蒋介石也撕下了“和谈”的面具,全面挑起了内战。毛主席审时度势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我们的父母又一次踏上了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事业的征战历程。

1949年,随着解放军一路南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终于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彻底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1950年代初期徐晃(前排右三)调到中南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任副厅长时和战友们及家属的合影,前排右五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长杨奇清,二排右四为中国前驻塞拉利昂大使田平,三排左一为杨奇清夫人肖彬。 图源:作者提供

时至今日,我们在庆祝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还要看清现在的国际局势。在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不讲理的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要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办外交的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备战备荒为人民!

面对高科技战、信息战、关税贸易战、经济和金融制裁、间谍战、生物战、太空战甚至核战威胁,要牢记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以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教导,认识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国防国安教育的重要性,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面对日本右翼公然修改教科书、否定二战罪行、培养无负罪感新生代、内阁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军国主义分子反华排华的行径以及猖狂的军事挑衅,我们的强烈抗议完全应该体现出中国人民的骨气,充分表达民族尊严和义愤,并在外交、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加强更为严厉的应对措施,并保持和发展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往来。

本文主要回忆了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在抗战期间为国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历程,特别是在汉奸叛徒敌特横行的国统区“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不凡经历,想起他们的奋斗精神、“明知征途有艰险,仍要慨然前行”的革命英雄主义豪情,心中油然升起对他们的无限怀念和深深的敬意!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不忘阶级仇民族恨,铭记历史,感恩革命前辈,并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以及为争取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无数革命英烈!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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